許景昭 黃梓勇
陳致教授，1964年出生於北京。198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其後考入南京大學，從學於著名學者程千帆教授及周勳初教授，並於1988年獲南京大學古典文學碩士學位。1992年赴美，就讀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從學於倪豪士教授(William H. Nienhauser)，並於1999年獲得博士學位。1996年至1999年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1999年至2000年轉為威斯康辛大學訪問教授。2000年至今，在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撰有《詩經的形成：從禮儀化到世俗化》(英文版：德國《華裔學志》第52專號，2007年；中文版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書；主編《中國古代詩詞典故辭典》(北京：燕山，1992年)，《周策縱舊詩存》(香港：匯智，2006年)，另有學術論文在陸、港、臺、英、德、美、荷等重要學術雜誌上發表。
先生主要從事詩經、古史與明清學術史方面的研究，其治學態度嚴謹，成就斐然，為國際學界所稱譽。有關經學方面的研究，先生專攻詩經及清代經學，擅於揉合歷史文化及典章制度，形成了跨學科的研究特色，並同時擴大了研究之深度及廣度；時間跨度自先秦兩漢乃至明清二代，俱有其研究課題及對象。茲就先生的經學研究特色及成果，詳述如下：
一、詩經研究：跨學科的歷史文化研究
先生自幼便酷愛詩詞，對詩三百更是愛不釋手，記誦頗多；其後分別在北大及南大研習歷史及文學，為將來的學術研究奠下堅實的基礎。自赴美攻讀博士始，先生便專研《詩經》。然有別於傳統的訓詁疏義，先生另闢蹊徑，從《詩經》的文本出發，結合民族音樂學、考古學及古文字學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探討《詩經》文本的形成，並進一步挖掘其文字背後所蘊藏的關於商周時期的歷史文化進程。
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先生核心思想主要建立於《詩經的形成：從禮儀化到世俗化》(博士論文，後修訂成書)一書之中，繼後再進一步論述及發揮，分別發表了多篇重要的文章，其中包括：〈說南：再論詩經的分類〉(《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1998年第12卷)、〈說夏與雅：宗周禮樂形成與變遷的民族音樂學考察〉(《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001年第19卷)、〈二南：南方的樂鐘與雅音〉(《國學研究》，第13卷，2004年)及〈萬舞與庸奏：商代祭祀樂舞與詩經中的頌〉(《中華文史論叢》，2008年)等等。其研究成就早已得到學界充分的讚賞及肯定。如余英時教授便認為先生所關注的課題及所用的方法是新穎及深入的研究，並在概念化的過程上充滿着重要的洞見及創造力（a fresh and deep study of the oldest classic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ull of important insights and ingenious in conceptualization）；朱淵清教授在書評中也說：「《詩經的形成》一書，從音樂考古學的新穎視角，揭示出《詩》形成過程的深厚寬廣的背景，這是前輩學人單從字面概念梳理齊整所完全無法比擬的。作者以音樂考古學充分結合古文字學，從文字溯源開掘出平面文本背後的歷史過程的努力都相當成功。」這些研究背後所反映的，正是先生所擁有的廣闊淵博的學術知識及高度的洞察力。
我們都知道，《詩經》由風、雅、頌、南四類所組成。然而這個分類到底根據什麼原則來劃分？或南、風、雅、頌四類指的是什麼？長期以來，《詩經》學者們均嘗試對此一問題作出不同的解釋，然迄今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先生認為宋代學者所提出的樂式分類理論，較漢儒諸說較為可取。在此基礎上，先生進一步追本溯源，指出這些樂式其實源於不同的樂器。「南」即竹木製打擊樂器，為南方樂鐘的代稱，進而代表具有南方色彩的樂器和樂式；「風」最初為普通管弦樂器的代稱，後來成為具有民間和地方色彩的音樂代稱；「頌」源自商代的樂鐘「庸」，庸本是殷商貴族用於祭祀、饗宴所用之樂鐘，進而代表商人的音樂體式；而「雅」即「夏」，是指周人的文化與音樂，亦可指稱源自關中地區的周人所習用的甬鐘和鈕鐘。由此可見，《詩經》的編者在分類編排時，除了根據不同的音樂體式，同時也考慮了地域的因素。
根據上述的分類，先生為我們解開一個很重要的疑竇，即在《詩經》的十五國風中，為何只有前二者(周南、召南)不以「風」名，而獨冠以「南」。二者乃因樂器以至樂式有所不同，因此名稱上亦有所別。
至於雅、頌的區分，更反映出商周之際的政權嬗變如何促進商周文化交流的歷史發展。先生認為，商周的音樂文化存在着鮮明的地方性和民族性差異。大抵而言，商的音樂文化(以「頌」為代表)原本較周的(以雅樂為代表)為高，然而周人武力征服殷商以後，其音樂文化並非簡單地直線發展，相反地是在兩種文化交織整合的過程當中，呈現出階段性的倒退。簡單來說，就整體的音樂水準而言，無論是樂器的使用、樂制樂式、對樂理樂律的認識等方面，周人的雅樂都未能在短時間內超越殷人的高度，因此形成了中國音樂文化發展上的「短暫性」遲滯和倒退。
有關情況可透過分析雅樂的三次發展而得知，先生稱之為「雅樂三變」。第一次是在武王滅商以後，開始受到殷商音樂文化的影響，然而過程中包含了交流、衝突、抵制及融合，形成的時間比較長，以至於文化發展出現間歇性的衰退現象。第二次變化出現在平王東遷以後，此時「夏」與「雅」的概念已由周王畿一帶擴展至中原地區，雅樂與諸夏音樂的相互影響，熔燽出新的雅樂體制，無論是內容、樂制或樂器均趨向多元化，並從禮儀化到世俗化。最後，到了春秋中晚期，隨着周室的衰微，晚商的餘韻、各諸侯國的民間世俗之樂以及四夷之樂漸漸取代「雅」樂，形成了所謂的「新聲」。先生認為這種新聲其實並不新，因為它實際上是部分晚商音樂文化的再現；至此，音樂文化的高度才正式回復過來。先生曾經總結說：「回顧一下商周時代雅樂的源起和流變過程，我們吃驚地發現，歷史走過了一個不小的圓圈。從商末到春秋戰國之際，本應該直線發展的商周音樂文化，卻因雅樂的出現而暫時倒退和遲滯，最後以新聲的出現才回復和超過原有的水平。這種異乎尋常的現象是由兩個處在不同發展水平的民族音樂文化由相接到衝撞、由衝撞到融合而造成的。這兩種文化接觸與融合歸一，由於音樂以外的原因，諸如政治需要、民族心理、文化傳統等多方面的外在因素，使周民族在接受殷商音樂文化上經歷了一個漫長曲折的過程，而兩個民族的文代變遷，及其對外來文化的接受模式也各異其趣。」這段話不但闡述了音樂文化在商周時期曲折發展的真實情況，同時也顯示出先生的研究核心及價值，與春秋晚期的音樂文化一樣，到達了一定的高度，為我們提供了一幅清晰的文化圖像。
除此以外，先生還發表了一系列以經學和古文獻資料與甲骨文金文及考古資料相結合考察古史的文章，每一篇都提出自己的創見。如發表於德國《華裔學志》上的〈殷人鳥崇拜研究〉（A Study of the Bird Cult of the Shang People）一文，先生以經典文獻與考古古文字資料相結合考察了殷人鳥崇拜是否屬於所謂圖騰信仰的問題，並且指出殷人的鳥崇拜事實上是針對猛禽類鳥的神性的崇拜。發表在《人文中國》的〈原孝〉一文（第9期，香港：浸會大學，2002年，229-252）探討了孝、老、考、諸字的來源，認為孝字本義類享，是指以酒食奉養父母。通過將《詩‧小雅‧楚茨》與《禮記．郊特牲》、《儀禮．少牢饋食禮》以及金文中所見西周孝享之禮的比照研究，文章試圖勾勒出一個早期的孝享活動基本儀文制度和禮節。其結論是孝之本義始於事生，然後擴而為事死。其初或為簡單的醴餼之獻，而其後事死之禮逾隆，終於與祭天地神祇之禮並重。於是乎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產生。一個日常生活中的孝，擴而為宗教行為，又進而賦予豐富的倫理內涵。〈夷夏新辨〉（《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1期，3-22）一文則利用金文中的資料指出西周时期的 「夏」 的观念事实上与春秋文献中的「夏」「诸夏」「华夏」其所指并不一致。西周时期的「夏」所包涵的地理概念是指周人以宗周（关中地区）为中心的活动区域，并非指中原地区。「夏」所代表文化族群观念则是指周人与周文化。該文在刊出以後，《光明日報》學術版與《高等院校文科學術文摘》先後作了介紹與摘要轉載。〈從王國維《北伯鼎跋》來看商周之際的一些史事〉（《臺大歷史學報》, 31 [June 2003], 1-43）一文則利用甲金文的資料，重新審視了詩經學史上長期的爭論的邶鄘衞的地望問題以周初三監之亂的問題，並提出了新的看法。
二、清代經學研究：科舉、學術與詩經學
先生於近十年又專攻清代學術，尤其對於清代詩經學，以及清代科舉與經學的互動關係等課題用力頗勤，先後撰寫了多篇相關的文章：有關清代詩經學的，有〈清代詩經異文考釋研究〉（將刊於《東方文化》第41卷第2期）、〈古金文學與詩經文本的考釋〉（將刊於《經學的多元脈絡》一書）、〈商略古今、折衷漢宋——論王先謙的今文詩學〉（《湖南大學學報【社科版】》第20卷第70期，2006年1月；收入朱漢民主編《清代湘學研究》，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5。）等文，而有關清代科舉與經學的互動關係，則有〈從劉顯曾、劉師蒼硃卷看儀徵劉氏的先世、科舉與學術〉（《南京曉莊學院學報》第3期，2006年5月）、〈嘉興李氏的經學研究：從一個經學群體的出現看科舉制度對乾嘉學術轉型的影響〉（將收入中研院文哲所編《清代浙江經學研究》）等文。
漢學宋學於清代的消長更替，直接影響到解經之法，此於有清一代，已有學者嘗作探討。先生則從清代科舉制義的內部演變，以及私學、家學的提倡等嶄新的視角，重新審視清初與乾嘉時期治學風尚的轉移，從而為漢宋學於清代的複雜關係，提出新解釋，並豐富了清代經學史和學術史的思考維度。先生於〈嘉興李氏的經學研究：從一個經學群體的出現看科舉制度對乾嘉學術轉型的影響〉一文，便嘗以李富孫家族為研究個案，考察這由明代開始便以文學著名的家族，因時代風尚的轉移而致其子弟走上樸學道路的種種原因。文中通過分析乾隆時期科舉考試內容形式的轉移，指出漢學在乾嘉時期的科舉考試中，如何漸奪宋學之席。此既與乾隆對漢學的推崇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又與主持各地科場、書院的考官、學政，如朱珪、阮元等人的推動互為因果。而李氏群從如李超孫、富孫、遇孫在此風氣下，自幼便從族人李集學習經史古學，長成後又嘗分別就學於敷文、紫陽書院及詁經精舍，與漢學名家盧文弨、阮元、孫星衍等人相知。故文中認為李氏家族之所以由文學轉而走上樸學考據的漢學路途，與漢學考據學影響到科舉考試的內容，有莫大的關連。
除了嘉興李氏的個案，先生又在〈從劉顯曾、劉師蒼硃卷看儀徵劉氏的先世、科舉與學術〉一文中，以劉顯曾朱卷所載為例，考察漢學振興，於清代中晚期制義中與宋學分庭抗禮的狀況。先生在文中更進一步指出清代經學與科舉總是相即不離的關係，而於二者相合時，經學始終以宋學為主導，及至乾隆中期以後，經學從民間開始了重考據的漢學傾向，而此一傾向影響到官方學術與科舉制度，並反過來再作用於民間，影響一時學術風氣。以漢學方法治經特盛於乾嘉，先生以科舉與經學的糾結關係，解釋此一經學史、學術史的現象，可以說得上是深刻且有創見的，往後的研究，亦可以之取鑒。
至於清代詩經學的研究，先生亦每有創獲。以王先謙之《詩》學為例，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王氏的今文詩學一面。先生則能跳出範囿，於〈商略古今、折衷漢宋——論王先謙的今文詩學〉一文中，一方面指出王先謙在理論上的尊今抑古和推尊漢學宋學，另一方面又指出在其實際操作中往往是折衷今古學，而所謂推尊宋學，亦每只推尊宋學中的考據訓詁，即宋學中的漢學而已。這種對王先謙理論和實際衝突的揭示，是以往的研究中所鮮見的。
另外，先生〈清代詩經異文考釋研究〉及〈古金文學與《詩經》文本研究〉二文，乃是先生對詩經學史的專門研究。有清一代，《詩經》異文考釋的著作極為繁富，先生〈清代詩經異文考釋研究〉一文，將這些繁富的著作整理排列，作出編年分期的研究，並從中道出了《詩經》異文考釋在清代興盛之因及其特點、研究方法和成績，為日後詩經學史的撰寫提供了更多的基礎材料和研究進路。又詩經學史的研究著作近年出版了不少專門著作，而金文學史的研究亦向不乏人，唯獨二者結合的學術史考察，則仍付闕如。先生察覺到這種情況，故撰寫了〈古金文學與《詩經》文本研究〉一文，考察晚近文字學興起以前，古金文學的發展對詩經學經文考釋的貢獻，以補學術史的空白，亦為詩經學史提供了新視角。
總括而言，漢學宋學的消長及二者於個別學者眼中地位的問題，似乎是先生近年甚是關注的課題，從上面的清代經學家族的個案考察，以至王先謙的《詩》學探討，在在可見，漢學宋學二者於先生清代經學研究視野中的重要位置。至於以新視野，尤其是從文本考釋的成果來歸結詩經學史，也是先生近年甚為關注的課題。相信在未來的日子，先生將會就此二課題，撰寫更多相關的文章，貢獻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