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全胜 | 论儒学对中国政治及外交政策的影响 |【海外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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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全胜（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一、前言

本文致力于分析儒学对中国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影响。从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分析领域的角度来看，观念对于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转变经常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说，国家的政治和外交政策不仅深受世界政治潮流变迁的影响，也深受传统思想和遗产的影响。本文将审视儒学对中国内政与外交的影响，包括分析近期几个当代前沿的思想家对儒学作用的争论，并对中国与东亚其他几个国家，如日本与韩国，进行简要的比较分析。

二、历史和哲学遗产

首先对儒学的历史与哲学遗产进行回顾。儒学的价值在历史上一直是有争论的，利弊都很明显。一方面，儒学被认为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另一方面，又被批评为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

历史发展

儒学作为一个道德、社会和政治哲学起源于中国古代哲学家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的教学活动。它在汉代获得流行，成为形而上学的教义。汉末，对知识的追求以及重构社会框架促使儒学的地位被道教和佛教哲学所替代。

虽然儒学在唐代经历了复兴，但是也变得更加世俗化。此后儒学长期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儒学的长期制度化，使其成为中国国家身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随着1911年清朝的覆灭和科举考试的终结，儒学失去了其官方地位，尽管因其漫长的历史意味着它仍将是普通老百姓共同拥有的哲学。儒学中的社会秩序和道德准则的影响获得中国历史上历届统治者（包括共产党领导层）的关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曾将儒家思想看作是落后的、过时的和反对现代精神的而试图予以批判，但与此同时，儒学中保留下來的有关社会秩序和道德准则的理念则获得了政治精英的青睞。

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儒学面向中国社会互动中各个级别的所有方面，在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和朋友之间设置严格的社会等级治理关系。儒学的核心教义之一是孝，即尊重长辈，特别是父母。它还为领导管理其民众制定应该遵从的道德准则。

儒学非常重视个人的美德，认为美德应该引导所有的个人行为。其中五常——仁、义、礼、智、信。 “仁”即人人应该帮助其他人，有同情心，不恶意对待他人，帮助他人不求回报是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黄金规则理念——的基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义”强调理性思维、自律和正直，是面对逆境和不良诱惑时的行为指导原则。“礼”聚焦于儒教开发的社会等级结构，源于古代传统典礼和祭祀；它适用于向平辈、长者和上级表示忠诚和尊重，也适用于饮食、衣冠、服丧和受教等互动的规范和预期行为。 “智”是确定合乎道德的适当行为的基础，它支持所有其它的美德，因为离开它就不能理解其它美德。“信”是诚实和正直，以在思想、言辞和行为之间维持一种清晰而直接的关系。

近代儒学的衰落与复兴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打倒孔家店”成为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与“科学、民主”并列成为当时青年运动的主要口号与诉求。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期间，关于儒家学说的著作遭到摧毁，儒学被看作是剥削阶级的学说，儒学的社会和谐理念被认为与马克思主义原理相抵触，从而远离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被学者和政治领导人所抛弃。

然而，儒家思想近年来在中国学界和政界重新获得支持。在 Confucianism In Human Rights 一书的前言中， WM De Bary 评论道，这样的转变是一种极大的讽刺，因为即使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政府对于儒家思想仍有着极大的排斥。这不是中国统治者第一次借助儒学来实现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Peter Kees Bol 就在 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一书详细论述了汉朝的儒学复兴。随着演讲和报告中引用儒家学说的越来越多，儒家学说甚至渗透到共产党行为的内部准则中。这是包容一度被鄙视的中国文化传统元素的复兴运动的一部分，以努力恢复中国国家身份的认同。2011年初，一座高大的孔子雕像突然在天安门广场揭幕，与毛泽东画像互视（不过，几个月后又被突然移走）。考虑到道德意识下降成为中国国内的一个重要问题，政府看到了新的机遇，通过回归传统价值——大力提倡儒家思想——提出中国方案来解决中国问题并应对西方的影响。儒家思想的复兴再度将现代中国与其历史上的先驱们连通起来，从而强化中国正统，提升民族自豪感，展示中国核心价值观，以应对不断增长的进一步西化的压力。

三、儒学与中国政治

民主的原意是“民治”，其基本理念包括：政治权力从根本上来说是源于人民，政治权力只能由民意代表来行使，普通公民参与政治事务享有平等的权力。

Julia Ching 在她的“儒学和人权”一章中依据儒学对个人的观点提出，儒学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紧密。在她看来，儒学通常把维持社会和谐看得比个人权利更重要，所以它通常提倡限制人们掌握的能力。她认为，儒学限制了个体的人权，因为儒学认为个体首先是作为社会网络的一部分而存在。Randall Peerenboom 在同样提出了儒学与民主背道而驰, 因为在他看来儒学强调“正确的思考”（“right thinking”）而不是思考的权利 (“the right to think”)。在Peerenboom看来，儒学对于和谐社会的强调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作为民主基础的自由思考的权利。不能够自由思考，人们只能以他们被教育的方式思考。以上这些观点都能够显示儒学的思想和民主是相悖的。

也有一些观点认为儒学和民主是可以互相兼容的。Merle Goldman 认为儒学对政府的批判是一个能证明其有民主精神的例证。她在“儒教具有民主精神”这一课题上进行了深刻研究。De Bary，Chan和Watson在他们的《中国传统之起源》一书中重述了儒学的“人性本善”的观点，而这一观点认为每个人本性中潜在的善意可以被用于诠释民主体制。自由和平等是最基本的民主精神。然而，“人人生而平等”和“人人生来自由”的理念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没有得到实现。这些观点既不能用经验证明，也不能用逻辑推导。它们只能用本体证明本体，或者只是个信念，而并不是科学理论。同样的，儒学中的“人性本善”观点也是如此。

儒学和民主可以相兼容的观点强调“中庸之道”是儒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在制定决策中，儒学的中庸之道和民主体系的过程及结果相符合。民主的一个原则是决策由多数人制定。由多数派通过民主方法做出的决定一般都是选择性的—-这代表了不同观念。而这正是儒学的中庸之道所提到的：中庸之道有多重含义，并具有很多种被解释的方法或可能。在决策过程中，中庸之道的含义是在两种极端相反的观点的基础上取其中间。多数派通过民主方法所作出的最合适和稳定的决策通常并不极端，而是一种妥协。只有在专制状态下极端主义者才能够占到主导。因此，“中庸之道”和民主并不冲突。它们相互兼容，并能相互支持。

儒学的完美主义

在现存的儒家学说基础上， Joseph Chan 展示了他的“儒学的完美主义”的说法，即一种基于适应于现代社会的儒学的政治哲学。Joseph Chan 认为“儒学的完美主义”包含了好几个自由主义民主的学说，它们都可以归纳为“儒学的完美主义”，从而重新定义了它们的角色和用途。依据Chan的说法，它应该提供一系列组成好的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元素——如有价值的社会关系、实践的智慧、学习、诚意、和谐、社会和政治互信、道德自律、经济效率、个人责任，探讨这些元素在社会及政治布局中的应用。 Chan认为提出儒学完美主义能够引领构建一个能够维系和谐社会的政府。

社会变化

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的儒学也随着时间发生改变。从历史上来看，它是一个基于族长统治社会，并用来对妇女进行系统化压制的哲学。这一切都在20世纪被改变了。现在，当代儒学经常表明性别平等实际更加能展现人性精神，而并非像先前的排他主义一样。如今的儒学不再以以往哲学或政治的方式而存在。中国的国情改变了它的意义和特点。

权力，政权和秩序

很多学者担心儒学太强调权力与集权。虽然儒学崇尚秩序，但这并不意味这政府至上主义。就像孔子的学生孟子写的那样，“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表明了儒学的把政府权力归为社会的最不重要的部分，所以它并不暗示着政府至上主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对于儒学社会中国家至上主义的怀疑。但是，政治上的约束在儒学和民主中确实也都是存在的。

虽然儒学的“君权天授”思想给予领导者相当大的权力，但它是一种偶然的道德领导。道德领导包括了尊重公众意见，人民的赞同，维护人民的福利，维护自由平等及公正。这些教条的价值观都和民主社会的非常相似。除此之外，孟子还提到过，杀死暴君是正确的做法，因为如果君主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他便是一个失败的君主。

中国模式

在中国任教的西方学者丹尼尔·贝尔（贝淡宁）对中国特有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分析，他没有依据西方政治学模式来分析“中国模式”，即民主被认为是“好”的，而专制政权则被认为是“坏”的。相反，他用“贤人政治”来评价中国政治模式，即贤人政治理想是评价中国进步和退步的标准。贝尔提出，中国的贤人政治由顶层精英、中间实验和基层民主组成。按照贝尔的说法，限制民主和加強贤人政治、或称“民主精英”是一个道德上可取的、政治上稳定的政府组织原则。

从这一角度出发，儒学可以被看做是一种与类似民主社会的 “平等”的组成部分。这种思想的结果是一个由尊重人权及个人主义的仁爱者组成的社会。在儒学中，这种观念传承给每个公民平等的机会。这是一种能在儒学社会中提高自己社会阶层的机会，与民主社会中强调的平等相类似。根据这一学派，儒学的意识形态与民主并不矛盾。相反，它们具有很多共同点。

对当代政治的影响

考虑到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地位，当代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开始参考儒学以使人民在他们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比如说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公众演讲中提到儒学以及赞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他曾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和促进者”。有报告显示习近平主席希望强调儒学与中国文化间从未间断的关联。

儒家的社会结构确保了一个具有道德权威的坚强的领导者。这符合习近平主要通过反腐败运动重建执政党的道德框架的尝试。它也发挥了了人民跟随习近平领导的作用。如果中国领导人和其他政治精英们希望继续遏制地方政府的腐败，解决少数民族纠纷问题，他们就需要加强集权。因此，政治精英一直在努力采取新的恢复儒教地位的措施，以试图抵消腐败等问题所造成的损害。

四、儒学与外交政策理念

关于外交政策，儒家强调的社會结构与和谐符合中国外交的一些基本理念。当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时，中国总是将自己描绘成受害者、和平追求者、稳定与和谐支持者。有很多学术讨论聚焦中国传统思想在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作用问题。

国内与国际

关于如何从国内层次到国际层次理解儒学的问题，美籍韩国学者David Kang和中国学者秦亚青有着独特的看法。Kang强调东亚形式不平等的国际体系有其历史和特征，朝贡秩序需要军事、文化和经济维度，这给参与者以极大的自由度。

秦认为，儒学侧重于理解中国在世界的政治地位和个人在更大的政治集体中的地位的集体意识。基于此，将个人置于一个更大的社会政治集体的中国世界观，显示出有潜力成为基本国际关系学范式转换的焦点。总的来说，秦认为，伴随中国快速现代化和学术空间的开放，儒学理论的再开发预示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新发展。

天下体系

中国学者赵汀阳在其《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著作中分析了“天下”概念。根据Daniel Bell (贝淡宁)的儒家伦理政治思想一书，他认为中文概念里的天下代表着政治秩序发展的终极阶段，而国家被认为是对中国理想的不完全实现。赵的解释是，“天下”有三层含义：地球——普天之下的整个世界，人心——人民的一般意愿，世界制度——天下一家的乌托邦。从这个角度看，当代世界是一个“非世界”，或者失败的世界。我们当下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混乱失序的世界，世界问题不能由一个国家或地区解决。因此，赵指出，中国的天下体系与西方式帝国主义统治大不相同，因为天下体系设想的是一个没有霸权的、以和谐与合作为特征的世界体系。

道义现实主义

另一个中国学者阎学通，也分享了他对中国古典思想的感悟。由阎学通领导的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支持这样一个理念，即中国精英应该遵循受荀子政治理论启发的“道义现实主义”，尝试采用激励而非强迫的引导方式。同时，国家应该尊重国际关系现实，以有能力的军事力量培育强大的“守护者”，并严格坚持不干涉主义原则。在他的《古代中国思想现代中国权力》一书中，阎更明确聚焦于荀子的国际政治哲学。他阐述了荀子国际政治思想的三个核心概念：仁义之统、王道和霸道。他同意王道应该成为国家的目标，尽管他批评荀子忽视了王道也应该有硬实力的基础的事实：“缺乏强大的力量或者只有道德威望而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充分作用，是不足以使一个国家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孔子学院-软文化的输出

中国文化传统元素的公开复兴，特别是儒学的复兴，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外的国家形象。中国外交的一個关键的软肋是缺乏软实力。所以推动中国在世界上软实力的影响就成为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形象，利用孔子及其学说是拓展中国海外软实力的一种方式。基于此，2004年成立了孔子学院。此后，中国在全世界数十个国家建立了500多所孔子学院，计划到2020年建1000所。这些学院开设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提供到中国留学的项目和奖学金。

儒学和其他东亚国家

儒学不仅对中国有着重要的影响，对其他东亚国家也产生重大影响。它是一个深深地植根于日本、韩国和越南的重要思想遗产。中国与其亚洲邻国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使双边都纳入同样的儒学体系。尽管像中国那样，儒学的影响力在近代有所下降，它仍然是日本和韩国外交政策、内政和官僚机构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在日本儒学中的忠诚和孝顺等德行长期以来受到高度重视，至今还是处处可見的。但在二战期间，儒家理念被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阴谋所利用，在战后受到批判。所以今天儒学在日本影响力的下降是和西方政治思想影响力的上升相对应的。在韩国，儒学中的忠诚和孝顺同样被强调，特别是对政治领导人的强烈忠诚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有效牵制官僚机构的机制。以外交政策为例，韩国的主要参与者是青瓦台（总统府）、外交部和统一部。而在决定政策的结果时，最强大的因素是总统的意见。每个部门的领导在决定外交政策时只有相当小的自主权。即便是韩国国会，对执行外交政策的影响也相当微弱。外交部长人选一般來说是从由儒家核心价值派生的以忠诚和等级制度为范例的官僚机构中产生。朝鲜半岛在李氏朝鲜时期，儒家文化的渗透和保留比中国更甚。在David Kang的著作《东亚在西方之前》中，他讨论了韩国儒家在社会中是如何强大的一部分，韩国的儒家学者人数比中国人都多十倍。韩国政府在这段时间里也采取了模仿中国的改革，比如基于精英的考试制度。以儒家作为这一时期文明的标准，毫无疑问，日本、韩国和越南都运用了儒家思想的元素。

五、小结

史上，儒学的命运和影响力有起有伏。然而，它在中国保持了千年以上的主导意识形态地位，并深刻地影响了其他东亚国家。儒学在整个历史上都有它的起落。尽管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反儒学运动达到高峰，重要的儒家遗迹被破坏，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看到了儒学的复活和重新承认，儒学理念被中国現在的执政精英有选择地采纳。接受儒学对中国国内外的政治目标是有用的。儒学的社会结构学说强调由具有道德权威的强有力的领导者来实行绝对领导。这与习近平很大程度上通过反腐败运动来尝试重建执政党的道德框架相吻合。它也强化了老百姓接受并跟随以习近平為核心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如果想继续抑制腐败、解決少数民族的不满以及地方与省级政府的力量上升等国内问题，共产党领导和其他政治精英必须加强中央集权。因此，政治精英们致力于恢复儒教传统以弥补因腐败等问题所造成的损害。很明显，儒学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内政与外交政策。作为担负着实现中国梦历史使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也利用儒学加强对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教育。因此，儒学被用来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意识形态，以进一步确保共产党的领导权，并强化更加自信的外交政策。可以相信，尽管具有争议，儒学将继续成为中国追求现代化努力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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