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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当年在家乡时而听到人们嗤之以鼻地说某人“打便宜人，”或者说某个群体是“一帮爱打便宜人的”。
所谓“打便宜人”就是“便宜地”打人，或者说，打人却不用担心后果：被打者不可能报复，执法者也不会干预。一个扒手作案时被抓个正着，招致一痛拳打脚踢，除了被偷者打、周围愤怒者打以外，许多毫不相干的人也拳脚相向。这些不相干的人大多数并不是出于对偷窃的憎恶，而纯粹是出于满足施暴的欲望。年轻人打群架，一方惨败，未逃脱者被得胜方按倒在地时，也有不相干的“第三方”上来对弱势一方㨃一拳、踢一脚。他们与被打的人素来无冤无恨，所以不会有“出气”的复仇感，只会满足其施暴欲，他们能从给他人施加痛苦里得到快感。当然，被打的人在雨点般的拳脚下，根本不知道谁在打人，无从报复；执法者或者不在场，或者在场也不会将打人者绳之以法。（打小偷的人顶多被驱散，但不会被捕。）
从施加痛苦里获得快感，只有扭曲的人格才会有这种独特的欲望。具有这种扭曲人格的人不少是恶棍、无赖。他们喜欢欺负人，动不动就骂人、打人。恶棍、无赖其实是有风险的。不留神欺负到高手头上那会自讨鼻青脸肿。而另一部分具有这种扭曲人格的人就是那些所谓“打便宜人”的人。他们本身可能也常常被人欺负，但只要有机会不付出任何代价、不承担任何风险，他们一定要满足一下自己给别人施加痛苦的欲望，获得那种病态的快感。只要“便宜”（即无代价、无风险），他们就要打人。
这种施暴不仅仅限于施加肉体痛苦，也表现为破坏财产。注意，破坏和偷、抢不一样。偷、抢者是要占用偷抢的财产的。如果撇开法律，仅仅从经济角度考虑，偷、抢的结果只是财产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其对于社会的经济后果是零。而破坏则不同，破坏者自己并没有得到任何经济好处，他们只是从破坏里得到心理快感。财产损失了，对于社会而言，是负效果、净损失。
不知道爱“打便宜人”者的施暴欲、破坏欲是如何产生的。也许一部分原因就是这些施暴者们长期处于被欺压被施暴的状态，从而产生了欺压和施暴的欲望，哪怕是对无辜者。
即使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正常人不会伤害无辜者，但“打便宜人”的人会，他们享受他人的肉体痛苦；即使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正常人不会砸一辆汽车、烧一座房子，但“打便宜人”的人会，他们看到别人辛苦数年换来的财产毁于一旦，幸灾乐祸的快感无与伦比。
当然，如果掺入其他动机，施暴的力度和强度便会更大。如果施暴者本来就嫉恨受害人，那便是“解恨”之余，再额外打便宜人；如果可以抢走财产，则能抢的抢，不能抢的砸，除了损人利己，还要纯粹损人。
这种人格扭曲的“打便宜人”者一旦在社会里占到某种比例，便形成了暴民基础。暴民，就是爱“打便宜人”的集体。这些人，没有任何是非底线，有借口也罢，无借口也罢；利己也罢，无利可获也罢，只要有机会不付代价、不担风险地伤害他人、破坏财产，他们就会趁火制造祸端。
割食袁崇焕肉的京城百姓们未必都认为他通敌；杀教徒的土匪们未必知道什么是宗教；打砸抢者，不少只是为了打砸抢而打砸抢！“打便宜人”者只要集体意识到“打便宜人”的机会已经到来，社会便难逃暴民动乱之劫！
暴民比暴政还要可怕。暴政好歹还有秩序，人们至少可以通过苟且来偷生；而暴民之祸则是随机飞来，防不胜防。暴民不除根，社会就永远有动乱的隐患。暴民会像白蚁一样溃掉整个社会，祸害无穷。
暴民们由于不愿付任何代价、不承担任何风险的内在属性，实际不堪一击：一旦他们要付代价、担风险的时候，暴民们便呼啦四散。中国历史上历来是官军一到，暴民便作鼠窜。但是，根除“打便宜人”的暴民性却是费时费工的。